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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智力残疾人,是社会支持的对象之一,然而义务教育阶段之后他们该何去何从?本文基于对南京部分智力残疾人及其家长的调查,以爱德慈佑院对智力残疾人在职业培训以及就业方面的积极探索为例,探讨了社会企业支持模式的意义以及面临的困难。智力残疾人;民间组织;社会支持;社会企业介入式支持主要使用在社会工作领域,本文所说的智障人群介入式支持是指通过培智学校、社会组织或机构对智障人群在康复、教育、就业技能、心理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深度、系统、长效的介入培训或支持。一、爱德慈佑院介入式支持概况爱德慈佑院是由爱德基金会于2002年创立的民间组织,其使命是照料及教育16至40岁的智力障碍和轻度精神障碍人士;爱德面包坊是爱德基金会旗下的非盈利机构,是慈佑院为智障青少年进行职业训练的工作坊,其宗旨在于促进智障青少年就业,平等地参与工作,享受有尊严、有意义的人生。笔者受将爱德慈佑院、爱德面包坊对智力残疾人的介入式支持模式称为慈佑院介入式支持模式(简称“-”模式):即对义务教育年龄段之后(16-40岁)的智力残疾人提供托养、教育、康复等服务,在一至三年之后,健康条件合格的中、轻度学员可以接受面包坊(即社会企业)的入职培训并参与其中接受辅助性就业,以此实现智力残疾人真实就业、融入社会的社会目标的一种介入式支持模式。该模式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即“培智学校-民间组织-社会企业-就业”。在性质上,它有别于公立的特殊教育学校的职业教育;在真实就业上,它有别于福利工厂,从而避免“挂靠”的现象;在就业目标上,它是一种辅助性的就业支持,目的是使得残障人士更好的融入社会,从而有别于庇护工厂;在运营理念上,它强调用企业的经营方式获得利益,而非靠社会同情或爱心,或者政府购买的形式,因此有别于诸如基层残联办的残疾人手工坊之类,也有别于其他民间组织的经营模式。可以说,爱德慈佑院的社会支持可谓是传统义务教育支持的延续和补充;作为以社会企业定位的爱德面包坊,其职业教育模式和培智学校职业教育模式均是对智力残疾人就业问题的积极探索。二、面临的困难(一)硬件设施上。爱德慈佑院和面包坊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例如,慈佑院场地狭小,阴面位置较多,功能室分散,这不仅有碍于机构规模的扩大,而且不利于学员学习成长;经营前期,面包坊实体店因租金增长而不得不放弃,经面包坊工作人员介绍,租金由原来每年7万上升到12万,而且门面房租赁合同多是短期签,所以面对资金压力大的现状,产品市场拓展途径也受到相应影响。(二)税收政策上。政府为防止借安置残疾人而规避税收的现象发生,减免税收的门槛比较高,面包坊同样也面临着地税、企业所得税没有得到相应优惠的尴尬。当然,机构正不断尝试着一些努力和争取。(三)家长心理上。有些家长因为不了解情况而担心孩子在面包坊会受到不公平待遇,不放心将孩子送到面包坊接受培训,面包坊面临着做好事不被认同的心理困境;相反,有些家长则放心孩子独自上下班,面对无人接送的情况,工作人员发出“其实面包坊也承担着相应风险,这种风险到底由谁来负责?”的疑问。(四)模式可持续性上。此外,以“社会企业”模式经营的面包坊,最初是向爱德基金会以借款形式借的启动资金,所以面包坊面临着既要实现面包坊盈利,又要完成其社会目标的双重压力。如何做到“以市场手段实现社会目标”是个需要探讨的话题。总之,这些困难和问题不仅影响着今后慈佑院和面包坊生存发展状况,而且影响其社会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三、对策建议我国民间组织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社会企业模式尚且处在孵化期,面对权衡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经营模式和实现民间组织社会目标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价值观上,仍有许多路要走。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为使智力残疾人更好地获得社会支持,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一)政府应大力扶持社会企业,创新社会管理,进一步落实免税政策。借鉴发达国家及地区的经验,政府应对特殊的社会企业予以重视和扶持,并对社会企业对残障人士在就业上的努力给与肯定与政策支持,也就是说,除相关“企业”、福利工厂等给与免税政策外,应加强对社会企业模式的考察与评估,并落实相关免税政策。(二)积极探讨智力残疾人的职业教育模式,保障智力残疾人的受教育权。国家和社会应重视智力残疾人的职业教育,在九年义务教育高年级阶段设计技能训练,将日常性的活动适当地、重复地介入其中,加强学校和家庭的联动效应,提高残疾人的就业意识及前期生活技能积累。此外,各学校还应按照智力残疾人的特殊性,因地制宜地选择简单、重复性高、易于操作的技能培训课程;同时产品或服务需以市场为导向,且易于销售;组建并打造一支专业营销队伍,与企业联手,将前期培训和后期就业有机结合起来,以解决生产与销售的后顾之忧。力求帮助每一位有能力的残疾人开辟一条继续学习和可持续开发的路子,打破他们“求学无门”、“求生无计”的困境。(三)提升社区服务水平,增强智力残疾人社区归属感。基层残联、社区及智力残疾人协会可联动高校、媒体、企业、社区社工,应肩负起推荐或转介就业的责任,避免智力残疾人吃“闭门羹”,侧重增设针对中、轻度智力残疾人的岗位,创造性地为智力残疾人及家庭安排近便的、简易的工作,比如在社区开辟窗口,比如馒头房、面包坊、洗衣房等等,或送牛奶、社区卫生包干、报纸分发、在豆浆店、早餐点帮工等,让他们在周围“熟人”特别是家人的帮助下实现“自主”就业。(四)民间组织应加强自身管理,探索符合智力残疾人的就业模式。民间组织应着力以社区为依托,以培训点和实体生产点相结合,积极探索适合智力残疾人的产品市场化、功能细化、服务一体化的支持模式,做好宣传工作,减少家长及社会的疑惑。比如爱德面包坊探索出的一条运用企业手段实现社会目标的“社会企业”模式,它为智力残疾人士提供一个真实的社区就业环境,并实现真正就业。(五)突出家庭在智力残疾孩子在养成教育上的主体作用。首先,家庭成员应面对现实,与社工、社区、街道、“智协”、残联保持密切的联系,积极参与学习和社区的家长培训,了解帮扶和教育孩子的知识和技巧;其次,及时调适心理,如有问题,学会寻求外界专业的、家长间的、亲友邻里的帮助和情感支持;再次,在家庭中放手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提高自理能力,培养孩子社会参与意识,鼓励孩子参与社会工作,尽最大努力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人。注释:“-”模式,即“-p”模式参考文献[1]周林刚.社会支持与激发权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办公室.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报告[].华夏出版社,2008.[3]王珏,卓英.中国残疾人康复需求分析与发展研究[].华夏出版社,2008.[4]赖德胜,赵筱媛,等.中国残疾人就业与教育现状及发展研究[].华夏出版社,2008.[5]陈书爽,曲学利.培智学校职业教育与智障人士就业的相关问题分析[].科技信息,2008(23).[6]赵小红.近20年中国智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研究进展[].中国特殊教育,2009(8).[7]陈再兵.关于智障学生开展职业技能训练的调查分析[].南京特教学院学报,2006(3).[8]李娟.非政府组织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研究――以南京市为个案分析[].南京理工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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